刚刚纪念过的 80 年前那场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其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莫过于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为代表的中共领袖群体，而这个领袖群体又正确地选择了核心领袖毛泽东。这一时期，中共在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不断批评、批判“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实行并逐步确立正确的路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迫切的历史呼唤和正确的历史选择中应运而生的。邓小平早在 1965年12月就指出：“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1945 年中共七大选举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又增选了陈云等。中共八大组成了毛、刘、周、朱、陈、邓6人中央常委会，后来又加了林彪。这个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每位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参加了长征，其中6位参加了遵义会议。
　　正是红军长征的历史风云，际会了中共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正是万里长征的磨难和考验，锻造了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稳定的中共领袖集体。而正是这个集体，领导着各路红军走出绝境并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长征中逐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自从 1921 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以后，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一直“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为共产国际支部”。因此，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共产国际决议，正确借鉴苏联革命经验，始终是我们党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是我们党坚持正确路线的主要代表。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正是他在不断总结我们党集体奋斗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并且在实践中指导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然而，上述正确思想却遭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否定和排斥。由于全党还没有正确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缺乏正确认识，党中央没有也不可能独立自主地确立正确的政治、组织、军事路线。相反，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党内右和“左”倾路线错误的产生及部分地纠正和不断地再生，都不可避免地与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苏联经验的间接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忽视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不顾红军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照搬苏联经验，不仅使中央红军没有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反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出发后的两个月内，红军不仅已由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且仍处于敌军围追堵截之中。
　　残酷的现实使红军将士逐步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恶果，怀疑、不满和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明显增长。王稼祥回忆：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张闻天也回忆：“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与此同时，毛泽东等还向“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等提出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红军“失败的原因”。
　　在侦知了蒋介石在湘西张网以待的军事部署之后，根据贵州敌军兵力空虚、战斗力差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通道、黎平、猴场举行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改变博古、李德关于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西进贵州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的赞同，也得到了多数同志的再次赞同。会议限制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是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前夕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开始战胜“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初步成果，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直接的准备。
　　周恩来、毛泽东等主导召开的遵义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处理问题。毛泽东有一次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便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为迫切、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而党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开始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进入遵义地区以后，就开始纠正以往的过“左”政策，在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在对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的策略上，都开始采取正确的政策。后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决定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所以，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毛泽东到达陕北以后，集中时间研读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力求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他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总结，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成果。这些重要论述和新鲜经验，为我们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中逐步确立积极防御的正确军事路线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关系极为密切。遵义会议集中解决的就是这一重大问题，从而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批判了军事上采取的单纯防御错误路线，即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逃跑主义。陈云后来说：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及刘少奇、陈云等绝大多数人发言，都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等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决议》，对党内正确与错误两条军事路线作出了正确结论。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开始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
　　红军长征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取得的，其成功的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长征两年期间，各路红军战略方针和作战方向多次改变。以中央红军为例。1934年12月，毛泽东等鉴于敌人重兵集结于湖南，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鉴于敌人重兵合围黔北，又果断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新计划，决定会合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6月，鉴于川西地区地理、物质等实际情况，又决定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计划；9月，随着敌我情况的变化，党中央又先后提出建立陕甘根据地及陕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经过长征的锻炼，党在战略方针和作战方向的选择上更趋圆熟。
　　长征中形成了逐段转移、波浪式地前进的战法。红军转移到某一地区后，往往是先停留下来休整部队和发动群众，伺机反击敌人。任弼时等率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3个月后转战到贵州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进行休整与补充。当各路敌军围攻时，红军集中主力，先后在两河口、以则河等地给敌以有力打击；转至盘县后，发动群众，扩大和征集资材，休整和补充部队；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也经过短期休整，共同北上；进至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休整以后，继续北上，最终和其他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长征也是实行这种战役战斗交替掩护、逐段转移的战法，所以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长征中创造了转进中独立作战、开拓战局，战略战役上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斗争模式。例如，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都是配合中央红军准备长征；中央苏区留守部队，红七军团与赣东北红十军合编的红十军团，以及红二、红六军团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是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向湘鄂川黔地区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和红二、红六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地区；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攻势作战，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川西，抵达陕北；红四方面军接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川康；红一方面军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陕甘；等等。这一系列协同配合、并肩作战的范例，最终导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
　　长征中还积累了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丰富经验。以往红军运动战的一般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而红军长征实现战略转移，走是主要目的，打是实现走的手段。在遵义、包座、直罗镇等战役中，采取外线的速决进攻战，打破敌人围攻，成功地实现战略转移，最后宣告敌方围追堵截失败。
　　中国革命经历了一系列的成功和挫折，因而必须理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毛泽东反复地精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在此基础上，他把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10年内战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他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书中还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战略战术等进行了精辟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连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实践论》《矛盾论》，分别从政治、军事和思想路线方面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向成熟阶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长征中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政治路线、组织领导特别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更换，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之下。撤换陈独秀、选举向忠发、扶植王明、授权博古无不如此。只有长征中召开的20 多次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我们党才开始独立解决党中央组织领导、中央领导机构改组等问题，开始形成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核心地位，是在党内军内争论、斗争中开始形成、逐步巩固、最终确立的。
　　长征前夕，毛泽东受到排斥和打击，他所提出的正确意见大多不被采纳。长征开始时，他仍然被排斥在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决策层之外。红军进入湘南，陷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他提出的正确主张，才在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支持下为党中央领导所接受，从而改变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负总责”的总书记，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不久又建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中央红军行动。这样才独立自主、有步骤地解决了军事路线和中央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不仅使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有了发言权，而且对于逐步形成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杨尚昆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任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李德也回忆：这种怀疑和“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几乎发生一次“新的改组”的地步。对此，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部分同志的消极情绪，及时扭转了党和红军内部不信任毛泽东的倾向。
　　然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使毛泽东等又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在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拥兵自重，对中央北上战略决策阳奉阴违，伸手要权，后来发展到公然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公开同中央分庭抗礼。后来毛泽东讲：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就是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此时，尽管毛泽东还没有在党内、军内负总责，但他的崇高威望、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已经使他很快走向核心领导地位。1936年12月，中央批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全党正确选择的过程，而这个选择过程正是在长征期间基本完成的。周恩来认为：中央红军“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在与张国焘斗争中的胜利，也是如此”。
　　长征中，我们党不仅正确地选择了领导核心毛泽东，还正确地挑选出经验丰富、有群众威望、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重要成员。
　　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团”成员之一，参与了长征准备和长征过程中的历次重大决策及军事指挥。长征初期黎平会议争论激烈时，他就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做副报告，着重阐明失败是主观原因，并主动承担责任，得到了大家谅解。因此，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后，不仅仍然确定他和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且还委托他为党内“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关于讨论是否攻打金沙县城时出现分歧，周恩来推迟下达命令，主持会议反复讨论，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随后成立“指挥作战”的三人军事小组，仍然是由他来负责。此后，他一直坚决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为团结争取张国焘，他赞同由张来替代自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经过长征，他的卓越才干得以充分地展示、发挥，他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的威望更高了。
　　作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是唯一经历了两年长征全过程的党和红军领导人。长征初期，他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态度。多年后毛泽东还记得：“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当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活动时，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他，以诚恳的态度，始终郑重重申党和红军团结一致，坚决反对组织第二中央，为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作出了突出贡献。红军经受艰难困苦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埃德加·斯诺语)。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影响，在军事统战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红军长征开辟道路。他坚决争取红二、红六军团北上甘孜会师，并促成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陕甘地区。毛泽东曾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还称赞他是“人民的光荣”。
　　任弼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8月，作为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和萧克、王震奉命率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探路”。10月，他率部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他同贺龙、关向应从实际出发，抵制了李德等来电的错误指令，坚持两军统一指挥、联合行动，最后得到批准。任弼时等积极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决议，批评红二军团内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增强两个军团的团结，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围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任弼时同贺龙等果断率领两个军团长征，最后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任弼时等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着眼于全党和全军的大局，围绕着分裂和反分裂、控制和反控制，维护党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张国焘机会主义这些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坚决斗争。与此同时，他又立足于争取和团结张国焘，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贺龙也是“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不久，他就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同总指挥彭德怀统一指挥除西路军以外西北地区的红军各部，他还是中央军委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
　　张闻天，长征途中接替博古担任“负总责”的中央总书记，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认为：“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会后，他起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党和红军负责人传达会议精神。他充分相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团结党内多数领导人正确地组织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说：长征中“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而且王稼祥是“投了关键的一票”。
　　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唯一在长征途中离开红军队伍的党和红军领导人。1935年5月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后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为在国际上宣传毛泽东等党、红军领导人和红军长征胜利，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回顾说“，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从而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提出长征胜利重要原因，就是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特别是“培养出了如毛泽东、朱德这样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他先后31次提到“毛泽东”，这是党和红军领导人中出名率最高的，而且总是排名第一。他还宣传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他说“：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文章最后得出结论：“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我觉得毛泽东、朱德不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向国际上宣传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和红军领袖及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文献，给共产国际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后来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主要领袖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此外，还有刘少奇、邓小平以及林彪也都经历了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
　　当然，长征中还正确地帮助犯错误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长征中以遵义会议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会议，不仅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而且开始实行正确的组织路线。一方面，党中央对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博古进行严肃批评，分清是非，适当调整他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追究他个人责任，主要帮助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后来，博古虽然不再是党中央“负总责”，但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坚持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何克令（凯丰）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上最顽固，不接受批评，强调客观困难”，讽刺毛泽东指挥也不高明。他不仅极力宣传博古领导正确，而且还劝阻他不要交出“负总责”的权力。不过，长征途中他也很快诚恳接受了大家批评，认识到自己“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他总结道：“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总之，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厉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事实证明，长征前后，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继续积极争取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同时也正确地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都经历过长征的洗礼。如果没有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没有毛泽东从长征中的重新崛起，没有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刘少奇、陈云等的全力支持和共同努力，就没有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在全党的结束，就不会成功地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就不能使红军走出逆境将革命引向胜利。伟大的红军长征，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显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